最近看到了江苏人民出版社“汉译大众精品文库”的《科学家的辩白》。这本书可以说是“三合一”，收录了三位各方面极为不同的大师以三篇不同风格的作品，这很好。一本书可以让读者同时认识三位大数学家，了解他们的智慧，不是一件好事么？
这三位大师最年长的是怀特海，他生于1861年。最年轻的是维纳，他生于1894年。而哈代恰好在他们中间，生于1877年。如果以17年为一代的话，他们可以说是三代人，可拿他们的活跃时期来看，他们却是一代人。他们活动的高峰期都是两次大战之间。说来也巧，怀特海大器晚成，而维纳是昔日神童，这样他们之间的“代沟”也就抹平了。实际上，他们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环境大同小异，他们的生活圈子也差不多，比如说，他们都受到罗素的影响，都受到剑桥大学的氛围的薰陶。而剑桥大学的训练一个特点就是逻辑与数学的基础，而这点对于他们的许多观点的形成都至关重要。这个时代涌现出的许多大思想家，无论他们是哲学家（怀特海、罗素、维特根斯坦）还是经济学家（如凯恩斯），他们思想深刻、博学多识，是和这种文化环境分不开的。
除此之外，这三位大师和他们的著作就很少有共同之处了。诚然，他们三位都是数学家但他们的影响却迥然不同。怀特海在数学方面的成就可以说是三部著作，一是1898年出版的《泛代数论》，由此启动他与罗素在数学基础方面的工作。经过10年拼搏，三大卷《数学原理》问世，但由此罗素的名声远比怀特海为大。尽管罗素多次公正地赞颂怀特海的那份贡献，但仍收效不大。这本著作完成之后，怀特海离开剑桥，到伦敦任教，由此开始他第二阶段关于自然哲学和科学哲学的研究。1924年63岁的怀特海被哈佛聘为教授，真正开始自己独树一帜的哲学研究。本文所摘自的《科学与近代世界》，是他到美国出版的第一本书，也可以看成到后来他的有机哲学和过程哲学体系之间的过渡著作。与他前后的著作不同，这本书的确通俗易懂，但仍然充满真知灼见。正是由于他晚年的哲学成就，他更被看成是哲学家而不是数学家。怀特海的第三部数学著作是《数学导论》，出版于1908年。不巧由于哈代出版了他的《纯粹数学导论》，也在1908年，怀特海的书再也没什么影响，而这也结束了怀特海的数学时代，而剑桥则迎来辉煌的哈代时代。
无疑，哈代是20世纪上半叶国际上最著名的数学家之一。一方面他引进先进的德、法数学使英国数学现代化，另一方面他在解析数论和数学分析上也做出突出贡献，尤其是通过华罗庚把数论传到中国，并且开花结果，从而在我国数学界，他的大名几乎无人不知，他的故事也不胫而走。哈代的观点的确有点走极端，他反对应用数学，坚持纯粹数学，一心一意当一名纯粹数学家，这他的确如愿以偿。只不过，他搞的数学再也不是纯粹无用的数学了，连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哈代空间也已成为控制理论的重要工具了。
本书的第二部分摘自维纳《我是一位数学家》，这的确是他给自己的定位，恐怕历史也会给他这么定位。可是他不像哈代，不只是位纯粹数学家，而且还是应用数学家，说得更远是位“杂家”。不久前召开纪念维纳百年的会，分组达20来个，但是他的名声不是来自数学，也不是来自哲学，而主要来自控制论。可是一位数学家沾上了“杂学”，往往在数学界、科学界甚至学术界受到怀疑，他是不是位万金油式的人物？维纳的确就感受到这种悲哀。这的确是我们这个技术专家时代的逻辑，他们无法想像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之外，还有一代大思想家，他们不仅是伟大的革新者，而且是伟大的博学者、伟大的文化人和伟大的知识分子。
应该说，《科学家的辩白》所收的三篇文字都是非常重要的作品，而且以选摘的形式编辑在一块对于在快餐时代普及数学文化也确有可取之处，但非常遗憾的是，这本书的翻译实在不敢恭维，甚至存在的问题触目惊心。维纳的《我是一位数学家》1987年曾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本书所摘的片断引自第二本书的1、4、12、15节和跋。本书译者为什么这么选不得而知，但是笔者以为后来的译本应该比原先的译本有较大的改善，况且还是很短的几段。十分遗憾，我无法这么说，更有甚者，原译的错误这里也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例如本书125页的日本著名数学家角谷静夫，在前一译本中误作留谷，本书完全照搬）。
碰巧，哈代的小书也在本书之前就有了中译本，出版社恰巧是江苏人民出版社在一座楼内的江苏教育出版社，书名为《一个数学家的辩白》，1996年出版。遗憾的是，后一译本不但没有改正前一译本的一些错误，反而有一些明显的错误，例如把生平译成生活（第45页）。
因此，这本书仅有的新译是斯诺写的序言。遗憾的是译著译这位倡导“两种文化”的大家，却显得既不懂科学，又没有文化，头一段就把形容词尾也算上人名，就像把黎曼几何译成黎曼尼安几何一样。一般人都知道卢瑟福是20世纪著名物理学家，但译者在第5页上把他译成拉瑟福德。我想译名不能算什么大错，不过就在这同一本书中第89页，又把这同一个人译成通常译的卢瑟福就似乎不太合适了。这些倒都无伤大雅，真正的问题是把地名布卢姆斯伯里当成人名。稍有文化知识的人都知道布卢姆斯伯里是在本书34页中本应提到的斯蒂芬（译者有意略去）的住地，他1904年去世后，以他的子女为中心形成了伦敦的著名的文学艺术集体，其中最有名的人物是现代小说家维吉尼亚·伍尔夫和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布卢姆斯伯里已成为文化名词，关于它也有不少著作。
为普通读者提供有关数学文化的读本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但留下那么多翻译方面的问题实在令人止不住叹息。我想这类书看得多了，读者的层次和品味提高了，著译者、出版者也就有了新的压力和动力，这样真正的精品或许才会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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